姓名的类别与特征

乳名 俗称小名。通常是做父母的不经意间为孩子所起的名。这种小名，往往洋溢着父母的钟爱之情，其特点是风趣自然、亲切，不拘泥，另一个特点则是叫起来不道姓。

小名的形成有这样几种民俗形式：一是以出生顺序起名。比如大虎、二虎、三虎......；大丫、二丫、三丫.....还有冠以“小”的，如小三儿、小四儿、小五儿.....二是以吉祥语起名。比如“宝”、“福”、“香”、“甜”、“俊”等；三是以动物、植物名称起名：动物方面有狗、牛等家畜和飞禽，植物方面主要为各种花草。四是以日常生产生活用品起名，比如“车、马、套”、 “锅台、锅腔、锅灶”等。五是以身体部位特征起名。如“小眼儿”、“大嘴儿”、“下巴”、“指头”、“白蛋”、“黑头”等。

小名的形式，不拘礼法，不讲意蕴，随意性很强，可以说，世间万物，无所不可。笔者七十年代去一个半山区的地方采访学习，在村里碰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生只有一个名字：“小鸡巴儿”，听后让人哭笑不得。

俗名 俗名实际上是乳名的一种。也是由父母不经意间给孩子规定的姓名符号，其特征是鄙俗、粗野，有“胡叫胡成”之说。它直接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

俗名的盛行，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生儿育女，遵循“天成”的法则，以至于婴幼儿死亡率极高，一旦遇到疫情流行，更不可免。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认为，人不如一些动物、生产生活用品、野草杂树等生命力强，所以人们用类似贱生贱长可丢可弃的事物称呼孩子，寄予一种顽强、泼实、顺其自然的生存期望。二是普遍存在的以贱名蒙骗鬼神的习俗。传说，人的生老病死，半点不由已。由谁呢?解释来解释去还得归咎于神、鬼身上。鬼怪特别喜欢跟名字叫得好听、脸蛋长得皎好、家庭富裕的孩子们开玩笑。一个孩子一旦被鬼怪缠上，不死也得大病一场。所以，人们为孩子取一个丑陋、肮脏、轻贱的一听起来没有“人味”的小名，就不会被神、鬼们注意。这样的孩子容易养活，便于成人。

保定一带，从民国年间流传至今的败家子“坏杏儿”的故事，几乎无人不晓。“坏杏儿”是完县最大的财主邹家的后代。小时候，因娇生惯养，可以说种种恶习集于一身。遂把俗名“坏杏儿”张扬到了现在。传说他用铜币打水漂，用纸币炒黄豆，稍大后吃喝嫖赌。据说当地有一人竟赢了他家上等好地600多顷。出于无奈和警示，他老爹告诉他：“看来没人能改变你。但是记住为父一句话：除非万不得已，我屋里这副大板柜是不能打开的”。老爹死后，“坏杏儿”更是肆无忌惮，不上几年，终至一无所有，甚至连铺盖都尝了赌债。面对几代人传下来的大板柜，“坏杏儿”似乎还抱着些希望：“如果上天给我机会，我愿从头开始，重振祖业。”待板柜打开以后，这个败家子颓然瘫在地上。板柜里唯一的东西是一把破瓢和一根枣木棍子。

俗名同乳名一样，在旧时的一些农耕家庭里，有相当一部分要伴随其一生。建国初人口普查时，普查登记人员所遇到的尴尬真是太多了，如“腻歪”、“孬头”、“乜斜”、“臊气”等等，好多都无法下笔。

学名 一般称做大名、官名。是代表一个人一生的姓名符号。在富裕些的家庭，能供得起孩子上学的，往往请启蒙老师，即教书先生为孩子起名，或者是亲戚中间有读书人，学前先起卜，上学以后用。上不起学的人家，一般不急着给孩子起大名。如遇外出学徒、打工等临时请人起大名。要么，就要等到谈婚论嫁之时了。上文提到的俗名、乳名伴随一生的情况，多是无能力娶妻的“光棍汉”。

大名，比较严肃、庄重，应具备一定的含义，或寄托父母的一定期望，或包含自己的生活志趣和人生理想。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改名”的习俗。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他接触社会以后，开始讨厌自己的名字，遂自己改为“沫若”。在日本留学时，他曾提到此事：“我的名字‘沫若’是由我故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合拢来的”。这也表现了著名学者对旧礼教的厌恶和对自然、对家乡的一种崇敬之情。在后世的“文革”期间，年轻的学生们纷纷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拥军”、“向东”、“捍文”等，也成为一种特殊的民俗现象。

绰号 俗称外号。它是一个人的姓名之外的另一个代表符号。通常里它是别的人强加给当事人的。有些外号能得到本人的认可，但大多数是只得到某一部分人或公众认可的。

绰号的性质从来历上看，不外乎取自某个人的人身特征(如“大头”“独眼龙”、“肉球”、“黄拉葱”、“红鼻子”、“小豆子”等和一些残疾现象)、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