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看病难，难于上青天

看病似打仗、挂号像春运，且家长等一夜换来的只是孩子两分钟的就诊时间

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在当今独生子女盛行的大社会环境下，相对于大人看病难问题，小孩看病难的问题更严重。

深圳儿童医院的“霸气逐客令”引起轩然大波

“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到8个小时!如果你能等，就挂号，不能等请去其他医院!”2012年5月19日上午，一张写有如上内容的“霸气逐客令”贴在深圳儿童医院某挂号窗口上。其所反映的儿科看病排队候诊难问题，直至今日依然在全国普遍存在：找专家看病，号源基本秒杀，家长打地铺、通宵排队，也常常连续几天挂不上号;即使看个普通门诊，等候三四个小时是经常的事。

“看个病像打仗，然后挂个号像春运”，央视曾这样描述儿科看病的情形。但是春运的紧张、拥挤是一年一次，儿童医院和综合型大医院儿科诊室这种情形是天天如此。并且，更让家长气愤和恼火的是，好容易到了自己，医生常常仅用几分钟就打发了。以全国最大的儿童医院之一的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为例，今年5月份该院儿科门诊接诊量最高的医生，平均每名病人接诊两分钟。

造成这一窘境的是儿科医生的严重短缺

仅以2012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儿科医师的缺口就至少20万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0～14岁儿童超过2.2亿，约占人口总数的16.6%。由于抵抗能力弱，儿童患病的机会往往大于成人。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数据也显示，儿科疾病占所有就诊人数的20%。

患者多，医生却严重短缺。《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包括助理医师在内，中国共有执业医师261.6万，其中仅有3.9%是儿科医师。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儿童医院许巍等发表的研究文章显示，2012年中国平均每千个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师为他们治疗，而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则拥有1.46位儿科医师。若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20万。

此外，原本匮乏的儿科医生也存在分布不均的情况，不少四、五线城市相比一、二线城市更为紧缺。本科以上学历的儿科医生也多集中在大城市专科医院和大型综合医院的儿科，而乡镇卫生院本科学历的占比不超过5%，一半以上的儿科医生只有中专学历。

逃离儿科，远离儿科，是近年来很多儿科医生和临床医学生的共同选择

并且近年来，他们的数量还在不断减少

早在2011年，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会长朱宗涵就提醒过，15年来，全国的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名。近年来，儿科医生的增加更是处于停滞状态，类似“医院招聘儿科医生，无人前来报考应聘”的新闻屡屡见诸媒体。

旧的医生却从医院大门接踵而出。来自原卫生部人才服务交流中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与2005年相比，在执业类别为儿科的执业医师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员离开儿科。而根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数据，平均每年每家医院有两名儿科医师离开岗位。2012年―2014年，广州市妇儿中心医务人员离职人数分别为50人、67人、52人，比其他科室高出许多。

高负荷高风险只换来低回报，儿科医生自然招不进留不住

儿科专业的撤销虽然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儿科医生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有人把儿科人才队伍的萎缩归咎于1998年的专业调整。当年，教育部为了拓宽专业面，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将儿科专业作为调整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改革切断了儿科医生的来源。

不可否认，儿科系的取消，对于儿科人才的培养的确是一个“撤退”力量。但并不是儿科医生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儿科专业知识、技术能力的学习，在现有的培养儿科医生体系中都能完成。很多非常优秀的儿科医生都不是儿科系毕业的;专业调整也没有错，临床专业本就该覆盖各科，欧美发达国家的医学院都没有专门设置儿科系。不光儿科，其他科室，比如内科、外科也都没有设置专业。

事实上，就算要求医学院强制设立儿科，也会像招聘儿科医生一样不会有人报考。

“宁治十大人，不治一小孩”，儿科医生除超负荷工作，还承受高风险

患多医少的重压下，儿科医生工作强度大、超负荷工作自然不可避免。仅以门急诊量为例，2013年，一项针对国内多家儿童医院工作强度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儿科医生的人均日门急诊量可达每个医生50至60个孩子。在高峰时间，像冬季的呼吸道疾病高峰期间，则能达到100个。加班加点也成了常事，健康严重透支。近几年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自然减员的五名副高以上职称儿科医生中，三人是由于恶性肿瘤，一人猝死，一人出现严重腰椎疼痛。

儿童看病让家长很揪心，儿科医生也很辛苦

而同样是看病，和大人比较起来，给儿童看病比要困难得多。首先，医生难以通过病患之口了解病情。儿科俗称“哑科”，除了少数能准确表达的大孩子，大部分儿童是不会诉说自己的不适。比如同样是肚子痛，大人可以清楚、准确地描述疼痛的症状，儿童通常就是不停地哭闹;除此之外，医生还要和儿童的不合作作斗争。体检、打针、抽血、治疗都会遇到拼命反抗、誓死不从的小儿，常常需要几个人才能按住。

而和累比起来，儿科医生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更令他们难以接受。儿童各个器官发育欠成熟，对疾病耐受力低，病情变化更快，有些新生儿疾病甚至可以一天内发病导致死亡。当治疗效果达不到预期时，爱子心切的家长很可能归罪于儿科医生——根据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披露的数据，儿科发生医疗暴力事件的几率比其他科室高出许多，而且每年都以接近20%的速度在增长。

苦、累、险，换回来的却还是一个穷字，儿科比起别的科室来说难赚钱

如果高强度的门诊工作量、精准诊断的压力以及高发的儿科医疗暴力事件，是儿科医生们必须忍受的压力的话，那么相比其他科室来说偏低的收入，则成为他们倍感寒心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医生的收入来源于三部分：基本工资、科室奖金和药品、耗材回扣。在当前医疗服务价格扭曲和医生价值得不到体现的医疗卫生体制下，药品、耗材回扣是医生变相弥补其自身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在其总收入中占很大的比例。而儿科医生以此来弥补自身收入的可能性很低。鉴于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在医疗过程中必须谨慎利用药物和设备，因此儿科用药量少、辅助检查少成为一个事实，这也就意味着儿科收费项目少，儿科医生的收入自然差其他科室一大截。

到底有多低?翻看媒体这些年的报道，“儿科医生收入与医院电梯工相仿”、“中国儿科医生收入仅略高于保姆”等屡见报端。而由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组织的一项关于儿科医师工资的调查结果表明，2011年，有96%的儿科医师并不满意他们现有的工资水平，同时他们认为儿科医师的工作强度与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不匹配。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儿科委员束晓梅甚至这样说到，“按照现行的定价收费机制，儿科医生根本无法养活自己。”

困局如何破?放开自由执业提高儿科医生的收入

降分吸引更多报考者?此举会降低儿科医生执业门槛，也非治本之道

今年7月，卫计委曾下发通知，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以吸引更多报考者。这一“名为加分，实则降分录取”的降低门槛政策，真的是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一种有效方式吗?

儿科医师短缺的状况着实令人担忧，但降低儿科医师的执业门槛，并不能吸引优秀的医学人才投身儿科，却可能使本来无法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的差生，通过加试的分数取得儿科的执照。在儿科医患矛盾异常尖锐的当下，向外界传递的信号就是：儿科是劣等医生。甚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儿科一再降低用人标准，医疗质量逐步下降，医患矛盾随之激化，暴力事件增多。与此同时，每一次暴力事件使得更多学生远离儿科专业，加速医生流失。而这一切的后果是：“儿童看病只会更难。”

医生自由执业已成国际主流模式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通过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水平

长期来看，要想留住和吸引儿科医生，最根本、最实际的做法是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水平。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儿科医生之所以短缺，除了儿科苦、累、险，就是目前儿科医生收入水平较低，体现不了该工作的价值，也就无法吸引人才。允许自由执业，医生成为市场的人，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生的收入由市场来决定，或者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保障儿童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儿科就变得有利可图，医生可以获得与劳动相等的报酬，多劳则意味多得。可以极大提高医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既有利于儿科医生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事实上，医生自由执业已成国际主流模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均予以采用，其医生执业身份并不受国家管控。即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师，可以自由选择个体、合伙或者受聘于医院的行医方式。而在中国，作为自由执业试点的“多点执业”被部分医院明确禁止，甚至以取消福利相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