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近期调研发现，长江流域抗生素浓度偏高，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抗生素滥用日益突出，不仅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理效应，且易产生耐药性，降低人体免疫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对上千名8～11岁儿童和516名孕妇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尿样中共有21种人用、兽用或人兽用抗生素检出，79.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一种或几种抗生素，其中部分已在临床上禁用，兽用抗生素暴露与儿童肥胖、性早熟相关。此外，有16种抗生素在江浙沪的孕妇尿液中检出，一种及以上抗生素检出率为41.6%，孕妇暴露较为普遍，风险较大。

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的不断推进，长江流域的水质有了明显改善。然而，记者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长江河流域的抗生素浓度过高，水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关调查显示，长三角约有40%的孕妇在其尿液中检测到抗生素，近80%的儿童在其尿液中检测到兽用抗生素，部分检测到的抗生素已被临床禁用，这可能会严重损害人体免疫力。

许多权威专家呼吁尽快将抗生素威胁纳入国家安全监控体系，从源头上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和排放，加强抗生素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提高安全防控水平。

抗生素污染破坏水生态增加了孕妇和儿童的暴露风险

长江是一个重要的水源，其水质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健康。随着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抗生素的滥用日益突出，不仅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性作用，而且往往会产生耐药性，降低人体免疫力。

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长江的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纳克/升，高于美， 欧的一些发达国家。长江下游地区的抗生素排放量位居全国前三名，年排放强度约为60.0千克/平方公里。

破坏长江河流域的生态，并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性影响。南京水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所长、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所生态环境中心主任陈求稳，教授发现，抗生素及其代谢物对非抗药性微生物、浮游植物、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具有潜在的毒理学风险，破坏了水生食物链中的能量传递，并进一步影响高营养生物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

如果不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未来仍会有增长趋势。南京水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智源，认为，以长江主流饮用水源中抗生素的分析为例，其伪持久性会对水生生物产生慢性毒物学效应，导致携带抗生素或在水生生物中产生抗性基因。长三角人类活动和抗生素使用强度高，抗生素污染防治形势比长江中上游更为严峻

儿童和孕妇通常暴露在外，损害人体免疫力。近年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调查了数千名8至11岁的儿童和516名孕妇。结果显示，在儿童尿样中检测出21种人用、兽用或人用和兽用抗生素，79.6%的学龄儿童在尿中检测出一种或多种抗生素，其中一些已被临床禁用。兽用抗生素的暴露与儿童肥胖和性早熟有关。此外，江浙沪，孕妇尿液中检出16种抗生素，其中一种或多种抗生素检出率为41.6%。孕妇接触更常见的抗生素，风险更高。

陈求稳教授认为，抗生素在通过饮用水或食用水产品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内后不能完全代谢。长期摄入抗生素后，抗生素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多个器官，导致免疫力逐渐降低。

专家认为，人体80%以上的免疫功能是基于肠道菌群的平衡。滥用抗生素会大量破坏益生菌，减少胃肠道中抗生素敏感性强的微生物，而敏感性差的细菌则趁机大量繁殖，破坏肠道

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由于猪、鸡和水产品的密度很高，许多农民习惯于在饲料中添加各种抗生素来降低感染的发生率。例如，硫酸粘菌素和金霉素是猪饲料中常用的抗生素，每吨饲料中可添加1公斤抗生素药物。一些渔民承认：饲养鱼和蟹的饲料中必须掺入抗生素，否则很大一部分地区将会亏损。

制药厂和医院的废水含有高浓度的抗生素，对流域造成严重污染。研究人员发现，大型制药企业的排污口分布在一些饮用水源上游5公里处。例如，在长三角，一个城市的水源附近有三个制药公司的排污口，在长江一些支流的交汇处有六七个制药厂。废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抗生素。

调查发现，近年来，尽管长江河流域加大了整治力度，但该河中下游的许多企业，如化工、制药、中低端制造业和畜禽养殖业等，都向上游或支流转移，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局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的最新研究表明，动物摄入的大部分抗生素以原药或代谢物的形式通过动物粪便和尿液进入土壤和水体，并通过食物链毒害整个生态环境，影响植物、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的正常生活活动和功能。更严重的是，抗生素的环境残留会诱导耐药菌的选择，促进耐药基因的水平转移，导致微生物耐药性的传播。然而，携带抗性基因的微生物向新环境的传播将进一步繁殖，并且有可能通过基因的水平转移将抗性基因转移到致病菌，给健康带来灾难性的危害。

加强抗生素监管提高污染处置能力

许多权威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对抗生素的危害机理研究不够，对抗生素的滥用监管不够，导致河流、湖泊和水库中抗生素含量严重偏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建云，认为，我国抗生素监管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污染控制起步晚，药品生产和使用登记制度缺失，负荷估算困难;第二，环境科学脱离了水文学，而且这个过程很难追溯。第三是缺乏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这使得减负荷困难。

目前，对不同年龄组和人群的抗生素暴露、抗生素暴露对儿童和人群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环境和食物中抗生素暴露对人群中微生物群体耐药性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姜庆五，教授说。

相关专家呼吁抗生素污染的风险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应尽快修订标准，严格控制来源，加强研究，控制长江流域抗生素污染。

加强抗生素监测能力建设，修订相关标准。张建云院士指出，地表水环境中抗生素出现水平的限值尚无强制性标准。他建议将抗生素纳入国家重点控制区水环境监测平台的监测指标，并在现行饮用水标准中增加典型抗生素参考指标和限量控制指标。

从源头上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和排放。河海大学党委书记、长江研究所所长唐洪武，教授

加强抗生素污染对健康和食品影响的研究，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姜庆五教授建议对环境抗生素残留和人类抗生素暴露及其对健康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特别关注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应研究环境抗生素残留对细菌耐药性和人群健康的影响及其机制，为育种、卫生监督、食品加工和环境监管政策提供可靠的基础数据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