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须在言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它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好讳一样是封建等级、论理观念的体现。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族的血亲祖先是最重要、最该供奉的。因为这个社会的伦理是以“已身”为基点，并由此构筑社会关系的。中国人对神、宗教不那么热烈、虔诚，只是用时方信，不用时就扔到一边，但对祖先则怀有十分现实又深厚的感情，有无限的敬仰和本能的内心折服和归附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喜欢打听对方父母的身份、职业、地位等，如果父母身份高、地位高，别人会感到羡慕，自己也会很自豪。如果父母的社会地位低，名望不好，便会被人瞧不起，自己也常常会有一种自卑感。因此，人人都希望“光完耀祖”，不要“给祖宗脸上抹灰”，时时想着“衣锦还乡”，不要让人骂“忘了祖宗”。

正是出于这种敬祖的思想意识，中国人的家讳思想根深蒂固，即使是现在封建制度早已推翻的新社会，我们仍可经常耳闻目睹这样的现象，像现在全国各地骂人的词几乎不外是“他妈的”，“去你妈的”，骂别人是儿子、孙子、八代灰孙子。而这些咒骂是最阴损恶毒，为世人所不齿的，常常会引起对方拳头相向，甚至拔刀相见，决一生死。

古代时的家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封建礼法的承认。《礼记·曲记》上说“入门而问讳”，就是说到别人家做客之前一定要探明人家避讳什么，如果你去朋友家作客不小心犯了主人的讳，好朋友很可能也会反目为仇了。

南齐谢灵超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灵超因此狼狈而退。

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刚因过药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不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就要痛抽水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

今天的人，恐怕没有谁因为听到与父母名字相同的字就痛哭流涕的，在我国古代，这种事情却屡见不鲜，这样的人也因此会获得别人的尊敬呢？

这种方式也会成为排挤异已、打击仇敌的一种手段。南朝梁时的殷均，因恬静好学，官至国子祭酒。武帝命他聚了永兴公主，但永兴公主很不喜欢他，每次召入，都命人在墙壁上 写上地父亲的名字，而在古代，这样的人也是层出不穷的，并以此为荣。

袁德师因为父亲名高，便不吃糕这种食物；徐积父因为父亲名石，从来不用石器，不踩石子遇上非过不可的石桥，便让人背着他跑过去；北宋纯市杀纯因为父亲名公著，便不断著作郎；刘温搜因为父亲名岳，便终身不听音乐，不到嵩月、华山等五岳游玩；韦冀的父亲名乐，由于乐是个多音字，即可读作音乐的乐，又可读作快乐的乐，因此韦冀一生中不仅不听音乐，不游高山大岳，不饮酒做乐，甚至不参加可以使之“快乐”的活动，真是不可理喻。

最令人惋惜的怕要算唐朝号称“诗鬼”的李贺了，就因为他父亲名叫晋肃，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他才华横溢，也终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韩愈因此愤而作《讳辩》，质问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作人了吗?”但他的这篇文章，却遭到了士大夫们的攻击诋毁。

家讳并不全是避父亲的讳，也包含避母亲的讳，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

子辈需要避长辈的讳，奴仆也要避开所有主子的讳。北齐的熊安全，一次去见和士开、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犯讲讳，于是将自己的姓，名的第一个字都改了，自称为觫觫生。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触霉头了。

《红楼梦》中这样例子很多。林之孝的女儿原名红玉，因为犯了宝玉的讳，只好改为小红。薜蟠的老婆叫夏金桂，更是厉害。“她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两字来，凡人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一日她与香菱说话，香菱不小心忘了忌讳，金桂的丫环便说：“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

凡避讳者，都须找一个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司马迁的父亲讳谈，《史记》中因此无一“谈”字，连赵谈都改成了赵同，废弃了编著书字应求完备的宗旨。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因为讳“申序”，向来不为别人作序，如果必须作这类文字，则改为“叙”，后觉不妥，又改为“引”。这种办法虽然勉强可行，但已经明显地妨碍了文字的准确性。如避讳“长”字及同“长”相同的音，琴的长短还可勉强称为“修短”，而肾肠则不能改为“肾修”了。因此那时的人们在避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