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西风渐入国门，文人骚客也竟大胆地用洋名为其子女命名取字。这里所说的取洋名，是指直接用外国文字的译音取的最初的中文名字，并非国人有了中文名字之后，因在国外生活而又取的英文或西文名字。此种风气一开，也为我国姓名学的发展多添了一种命名方法。

记得读张爱玲散文集《流言》时，才算弄清了她的大名的来历。原来作者小名叫煐，而张煐连在一起，嗡嗡的不甚响亮。她母亲送作者入学时竟一时踌躇不知取个什么名字好，突然灵感一动，便从英文名字胡乱译了两个字，就成了爱玲（Eileen），这的确念起来要响亮多了。

那位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博士，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可是他竟给自己偏怜的独女取名叫“素斐”。这个“素斐”倒是很有点来历。经旅美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考证：所谓素斐，即Sophia，也就是“莎菲”，正是陈衡哲女士的名字。原来，胡适与陈衡哲留美期间曾有过一种特殊的感情，为了纪念这段旧情，才为爱女取了个用心良苦的洋名。（见《胡适杂忆》第17页，1990年2月华文出版社第一版）

旅美学者李欧梵的名字，就是取自希腊神话奥非欧（Orpheus），奥非欧是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歌手，发明了音乐和作诗法。他的歌声能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野兽俯首。李欧梵的父亲李永刚、母亲周瑗，皆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其父曾师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跟从一位奥国教授学指挥。父母双双皆酷爱西洋文学，他们不仅仅给他命名了这个独特的名字，也从小给他以优良的艺术教育。李欧梵教授和妹妹李美梵的音乐造诣之深，才艺学问之宽阔，即使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也使同行感到讶异。（见［美国］张凤《哈佛采微》第115-1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一次，读李敖先生的力作《蒋介石研究》，又看到这样的话：“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东东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就干脆叫陈布雷了。”（见《蒋介石研究》第四集257页，华文出版社1988年2月第一版）

看来，不仅大名可以取洋名，甚至还可以将传统的名字改为洋名而显扬之。至于小名、笔名，更是不在话下了。1987年11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位叫程刚的作者，其小名就叫维克，是来自德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之名。现当代作家取个洋笔名，似乎也是时髦之举。例如，巴金这个笔名，专家门就曾争论过，但这还是较含蓄的。巴金自己曾说：“巴”是纪念一个投水自杀的叫巴恩波的北方朋友；至于“金”字，是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当时我的书桌上正放有克鲁鲍特金《伦理学》的英译本。他听我说要找一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个“金”字。（转引自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第30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郑伯奇曾用笔名“席耐芳”，据说，“席耐”是英文“电影”的译音，“芳”则是英文“爱好者”的意思。台湾作家三毛直接用“Echo”希腊一神女名作笔名。鲁迅也来得干脆，谈恋爱时给许广平写信，署名“EL”或“ELEF”，就是英文和德文“大象”的前几个字母。当然，鲁迅小说中那个名满天下的阿Q，却别是一番气象了。

如果，我们误认为国人取洋名的历史肇自五四前后，那就大错特错了。

起码，以我读史的经验和见到的资料，可以肯定地说：国人取洋名的历史至少已有1700多年！

陈寅恪先生在《寒柳堂集》《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说：华佗字元化，一名旉。检天竺语（古印度语）“agada”为“药”之义。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习见之语。“华”字古音，按照瑞典人高本汉汉字字典及日本汉音的读法，则“华陀”二字古音恰与“gada”相应，其省去“阿”字者，相当于“阿罗汉”仅称“罗汉”。华佗本名应为“旉”。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陀”，实际是把他看成“药神”。而且，“夫三国志之成书，上距佛教入中土之时，犹不甚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若是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若是之深”。正因为陈寅恪先生的博大精深，精通十余国语言，其精深的考证，才使我们一窥国人远在三国时代即借古印度语而来取名的情况了。（见《寒柳堂集》179-1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一版）

吕叔湘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的论文中指出：南北朝是佛教流行的年代。由于佛教入中土甚广，以至于许多人的名字就取材于佛教经典。吕叔湘列举了大量来自洋文（梵文，古印度语）的人名：

瞿昙——Gautama的译音，是释迦牟尼的姓，玄奘改译为“乔答摩”。

菩提——梵文bodhi的译音。

罗汉——arhan的译音，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成果。

罗侯、罗云——Rahula的译音，本义指日食、月食时的黑影，这里的意思是“执日”，是释迦牟尼儿子的名字。

须达——Sudatta的译音，意思是“善施”。

难陀——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