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西方社会兴起了新一轮的"中国文化热"。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欧洲就出现过一个"中国文化热"。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入欧洲的

这一时期，受罗马教皇的派遣，先后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这在客观上对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来华的耶稣会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

耶稣会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并通过创办外文报纸和杂志等方式来定期地、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利玛窦曾写了一部日记体手稿，后经金尼阁将手稿编撰成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书中以丰富的资料，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金尼阁于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但译稿未能流传下来。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将《大学》译成拉丁文，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出版。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人还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一书，该书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殷铎泽还翻译了《中庸》，为之取名《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此外，还有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等。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批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

欧洲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介绍给西方，影响最大和最成功者，当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自1861年至1886年的25年间，理雅各在王韬等人的协助下，终于完成了"四书"、"五经"的全部翻译，名之为《中国经典》，共28卷。他的翻译体例严谨，被称为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

当初耶稣会士译介中国的儒家经典，其主观目的在于证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是一样的，以使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基督教教义，然而，在客观上却使当时的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除了大量译介中国儒家思想典籍外，传教士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做了介绍，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先进的教育遴选体制。如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他所著的《大中国志》一书中，就专列一章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使西方社会对来自遥远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法国和英国就曾经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各自的国家遴选官员。

总之，经过传教士们的介绍和宣传，在那一时期的欧洲人眼中，中国文化是美妙绝伦、令人向往的，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理想国家;西方人也因此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传教士所译介的儒家经典，在客观上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诱因之一，也是启蒙主义者反对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

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儒学在17至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论述。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耶稣会士是促成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联系的媒介。他们对中国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构架起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桥梁。"借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可以通过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人可以看到儒家经典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先看看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从澳门回去的一批耶稣会士把大批儒家典籍送给了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激起了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兴趣。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一书中，给予中国传统文化极高评价:"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