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个纨绔子弟，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拿钱买了个县令做着。某日，县令要审案，书吏呈上名单，上书原告：郁工来；被告：齐卞丢；证人：新釜。

    县官先点原告的名，但却错念成：“都上来”！于是三人齐跑出堂来。县令不由发怒说：“本官只叫原告，你门怎么都上来了？”书吏素知县令是有名的白字先生，忙凑近说：“原告名字，别有念法，叫郁工来，不叫都上来，”县官又点被告的名字，却误叫成“齐下去”，三个人又一齐走下。县令勃然大怒道：“我只叫被告一人，为啥你们都跑了？”书吏又为他打圆场说：“被告名，也别有念法，叫齐卞丢，不叫“齐下去。”县令火消了一些，问：“照你这么说，证人的名字又该念什么呢？”书吏说：“叫新釜。”县令听了，怒气全消，笑着说：“我就估摸着它必有其他念法。要不是你告诉我，我差点要叫他做‘亲爹’呢！”

    这是一则关于读错姓名的笑话。本文所要讲的，是姓名读音方面的特殊性，里面将涉及到许多类似的笑料。

   出于汉语音、形、义之间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阐述姓名读音方面的特殊性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汉语音、形、义的特点。

   汉语在谱系上属汉藏语系。在语言系统上，是声调语类型；在词汇系统上，是词根语类型；在文字系统上，是表意字类型。具体说来，汉语的音、形、义都有其它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如在语音上，元音占优势，又有声调、双声叠韵、儿化迭音、开齐合撮等变化，以及讲究双音节、四音节的对称匀合等，使得汉语音节分明、音色明亮、节律自如、优美动听。在文字上，具有表意文字体系特有的强烈的象征性和表意性。方块汉字的分合、重组也十分方便。在意义上，单音节语素的优势使汉语的语意组合格外灵活，加上使用中的语义互转、互补等等，使汉语语义在组合上带有强烈的意合特点和自由倾向。所有这些特点，在汉族人名系统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是基于汉语语音特点上的特殊性在姓名中的体现，至于由其基本特点而组合起来的汉名，因为有目共睹的原因，在此就不作多述了。

  古代王子出生，有吹律定名的记载，其事虽玄，其理却还可以接受，即命名须寓音乐性，喊起来美妙动人。因为名最初是用来叫喊的，“名”从夕从口，晚上我看不见你，你见不着我，碰头时，要用嘴说出彼此的姓名，才知道谁是谁。因此，原始人重音韵贵于形义，书写是后来才有的事。如此，名字的音节须响亮明白才能让人听得清楚，古人命名，对这一现象很注意。

  上古人重音韵不重形义，造成汉语人名系统的第一个特殊性，即上古姓名声音固定，字形义则不固定。只要同音便可假借，所以古人姓氏常常是一个人有几种写法，像伏羲也作庖牺、宓羲，伯益也作伯翳、后益，舜也作俊，纣也作受等等。

    周世的命名，由于有周密的义法，本应是可以确定书写下来的。然而周人积习未改，同音仍可相假。大思想家杨朱，也作杨子居，孟轲字子舆，也作子车、子居。荀况人称荀卿，也作孙卿。古人重音不重形义的这一作法，直到秦汉以后，国家杜会典章制度更趋完善，个人权益与名字的关系日见密切，名字的音形义才趋于一致，日臻定型。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而这相似往往是在“精华”部分的承袭。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却在历史的糟粕上面作文章，开展另一形式的复古运动。明末至清，名字的谐音假借又蔚然成风，这时的人们喜好取字的同音者为新字，或以为号，从同音异义中寻找新趣，抒发新的寄托，一个名字常常由同音而化出几个新名。这是一种违反语言常规的叛逆行径，许多治史者奋笔疾书，以为淆乱可厌，然而此风丝毫不减。《在园杂志》的作者写他的朋友符涵光，字符孟；张彪，字越千；王瑛，字策诠。此三公壮年时，名字都有蒸蒸向上的气概，但是后来，符孟不乐仕进，改字凫盟，乐与鸥、乌等鸟类为盟了；越千也心灰意懒，不求闻达，改字月阡，在月下的阡陌散散心也自足了；王瑛罢职闲游，改名婴，嗟叹为世网所缠绕。三公新字皆音同体别，另有一种奇托。

清人陈衍，字数伊，曾梦入山中，见佳石累累，于是童心大发，尽皆拎拾归家，以便赏玩。醒来，枕边方放着一部《元遗山集》，记起这几天正在赏研遗山诗，因更字“石遗”，以志当时的情趣。

　明末以后，这样有意据谐音而做别字者不胜枚举。如明归庄，字玄恭，又作元躬、元公、园公、悬公，清钱观瀛，字子登，又字紫登；黄侃，号病禅，又号病蝉；周容，字茂三，又作茂山，号茂山等等，都是“别字”运动的“杰出代表”。

只讲音同，不讲形义，必定要闹笑话，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化之辈，以讹传讹，出笑话的机会就更多了。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随笔》记载了两个关于姓名音讹方面的笑话。一则讲的是甲乡祀神为关壮缪侯，乙乡祀神观音大士，两乡欲结盥，替两位神仙也扯成了亲属，说观音是关公的妹妹。某日关庙重新开光，观音庵备了丰厚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