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的讲究音同而不注重形义有历史的缘故，也有哗众起哄的群众闹事，并多为明知故犯或不以为意。下面要说说汉语一字多音而造成关于姓名音讹方面的错杂。

有这么个笑话：一位姓乐名乐乐的书生考上了状元。这天皇帝坐早朝，要接见新科状元，就叫太监喊乐上来朝见。太监传旨道：“乐乐乐（le）上殿，”过了片刻，下面没有动静。太监想到乐还可读yue,于是又传旨道：“乐乐乐（yue）上殿”，还是没人上来。旁边一位老太监自恃学识渊博，小声说：“乐要念yao”，太监恍然大悟，忙又改口叫道：“乐乐乐（yao）上殿，但仍然不见人上来。皇帝龙颜不悦，道：“这是怎么回事？”主考官忍不住笑着说：“新科状元的姓名要读yueleyao”。太监赶紧照此传旨，语音刚落，新科状元就乐颠颠地跑了上来。

这则笑话告诉我们，有的汉字一字多音，识别姓名时要倍加小心，否则就容易闹笑话。

据说，有一位姓“不”的先生到邮局取汇款，邮递员叫“不（bu）某某，你的汇款。”不在姓氏中应读biao，于是这位不先生只得说：“我姓biao，不姓bu。”邮递员莫名其妙，以为别人写错了，不由分说，就把汇款单又退回去了。

在读音方面，由于古今语音的演变和不同方言区的差异，许多汉字在读者方面歧异颇大，随着语言的发展，虽逐渐统一起来，但由于人们不愿苟且自己的姓氏，不少音变现象在姓名中得以保留。另外，不少人在取名时别出心裁，给予姓名以超出语言规范的约定俗成的读音，尽管它违背了常识，但我们仍不得不遵守这种变形的读法，否则一是其人不予理会，还有可能给人留下见识短浅的话柄。

像姓氏方面，谌读shen不读chen，盖读gqi、ge都行，宓为mi、fu两读，单为shan、dan两读，解为jie、xie、hai、sai四读音，我们不应因姓氏读音方面知识的欠缺而遭人耻笑。

至于人名的读音，由于人数众多，就更不易一一掌握了，这需要我们常做细心人，见一个，记一个，吸收并消化一个，再多的怪音名也能顺口说出了。下面说几个著名人物名字的异读情况。

范蠡——范礼，扁鹊——变鹊，墨翟——墨笛，李悝——李规，景差——景嗟，郦食其——丽忆鸡，华佗——话佗，李阳冰一李阳凝，曹大家——曹太姑，傅说一傅岳，伍员——伍云等。关于姓名异读还有一个较特别的现象，即外国人的译名，由于方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外国人的译名常有不同，如好莱坞影星shirleytemple上海人译为秀兰·邓波儿，广州人则译为莎梨·谭宝，戈尔巴乔夫有译为戈巴契夫的，里根有译为雷根的，大、小仲马有译为迪马的，这在二、三十年代外国人各类著作初次大量译为汉文时分歧最大。可喜的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这种分歧有了一定的弥合。

国外姓名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日本人名形式有个突出特点，即可以借用汉字作为人名，在文字形式上，日本人名几乎同汉字没太大的区别，但其读音却与我们大大的不同。如川端康成这个名字，按日本音读，有两种读法，阔奥赛伊或呀斯那里。在日本还有着这样的现象：两个人名字的汉字形体完全相同，读音却有明显差异，如清水顺，一个读作克哟米姿·欧萨姆，另一个却读作克哟米姿·斯那欧，以至日本人见了面都怕念不准对方的名字，而往往事先询问其姓名的读法和写法。这是一种独特的人名现象，也是一种可贵的语言现象，值得借鉴。

由于姓名的一音多读容易引起误会，我们在取名时一定要注意在这方面把好关，宜用单音字，忌用多音字，象“朝”、“长”、“干”、“行”之类的多音字，最好不取以为名，以免被人读错，自找不必要的麻烦。前国家足球队著名运动员容志行，姓名本由“志在必行”而来，当读xing，但因这是个多音字，常被人们称为“容志hang”，以至他本人不得不多次在公共场合声明更正。流行歌星张行，也遇到了不少类似容志行一样的麻烦。著名人物如此，我们一般人物就更应慎重取名了。

此外，谐音在用作人名时，也要引起注意，不少人喜欢在名字中追求某种谐音来表示一定的意义，如果谐得和谐，当然不错，如李翔，谐音理想，钱坤谐音乾坤。但如果名字恰巧同某种不宜做人名的事物谐音，或谐音后含有贬义，就应改换他名。如于刚谐音“鱼缸”，樊婉谐音“饭碗”，崔梭谐音“厕所”，吴西谐音“无锡”，都不算好名字。鲁迅最初字豫山，因常被人谐为“雨伞”，便果断改字“豫才”。我有个同学本来叫杨伟，原是个好名，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治疗“阳痿”、“早泄”的广告铺天盖地，来势汹涌，杨伟顶不住世人有意无意的嘲讽，只得在名字后面加了个力字，改名了事。取名用谐，还应注意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据报载，前不久某人替别人取名“裕贵”，含义不错，但同“单”姓联起来，在当地方言中正是“痰盂罐”的谐音。据说，这个小有名气的取名者表示栽在这个名字上了，对此抱憾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