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僧道给婴儿取法名，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风俗，至少在南北朝时已盛行。其产生原因，首先在于社会医疗水平普遍低下的现实状况，使孩子出生后的存活率远远不能同现在相比。因此，对于盼子心切的家庭来讲，一旦如愿以偿后，又增加了恐其夭折或多病的担忧。于是除了喂养精心外，就靠求神拜佛；而仰赖神佛保佑的最简便、最牢靠的途径，又莫过于直接让婴儿皈依佛道--相信神佛法力无边能护佑自己的弟子。

不过，当真舍得让自家孩子去佛陀或天尊跟前做个护法檀越、把门力士什么的父母，实在是找不出几个的。于是企求两全的法门，便落到了名义上，也就是光让孩子去佛寺道观里挂个弟子的名义，但哺养仍在家里，这就?quot;寄名"。"寄名"的体现，便是拜个师父，取个法名。

佛庙里的"寄名"程序，和道观大同小异，有时还有将小儿年庚放在一只红布口袋里挂在佛橱上的，称作"寄名袋"。"寄名"后，当师父的照例要送些"法宝"，如道髻、衲衣、银锁、符篆之类，用意是保佑　弟子无病无灾，平安成长。

于鬼神僧道那儿获取的"寄名"，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适用时间有限制，通常情况是当孩子长成即将完婚时，就要结束这"寄名"关系。方式是带上香烛供晶，去庙里还愿，还得穿上僧衣，拿起笤帚，做些洒扫庭阶之类的活儿。然后，由师父用树条子在他身上抽打几下后，赶快脱下僧衣扔掉笤帚，一言不发奔回家去，这就叫逐出山门而"还俗"了。"还俗"后，自然要恢复本名，不能再叫"法名"即寄名了。倘是以前挂过"寄名袋"的，则须将此袋取回，谓之"拔袋"。

神佛仙道之外，"寄名"还可以从人世间获取。旧时江苏地区盛行认干亲取"干名"习俗：让孩子认一个多子多福的人当干爷，写一张"承继纸"，连同磕头和礼物一起献上去。当干爷的，得给干儿子另取个名字，"继干名"，这也就是"寄名"之意了。

清朝光绪八年(1882)初夏，未满周岁的鲁迅，被他父亲抱进了绍兴城内长庆寺里，拜一位名叫龙祖的和尚为师父，由此得到一个法名?quot;长庚"，还有两件算盘、银锁之类的"法宝"。等到50余年后鲁迅写作《我的第一个师父》时，那两件"法宝"早已失去了，惟独"长庚"之名还在，鲁迅有时把它当笔名用。

《红楼梦》第八回里写贾宝玉"项上挂着长命锁、寄名符"，可知他也办过"寄名"手续的。

名字可寄可借，连姓氏也可以从"保爷"那里拿来。光绪初年，德清人戴匡任余姚官学训导。徐珂正欲访求德清名儒戴望的遗著，疑戴匡与戴望同籍同氏，或为一族，便去求他。戴匡曰"非也，寒家之得姓为戴，从邑城隍庙神戴公得之。先代以得子屡天，故出嗣于神，至仆已三世矣?quot;原来他是认了城隍神戴老爷为"保爷"后，才改姓为戴的。

这种风俗，在青海河湟地区亦有流行，叫作"闯姓"。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先求神灵指点"闯姓"的日期和方位，届时大人把小孩抱着，往既定方向走去，遇上什么人就让小孩跟什么人姓，结成"保爷"与"保子"关系。倘遇上狗，就叫"狗保子"；倘连一条狗都遇不上，干脆就叫"长路保"之类。另一种"闯姓"法，是选定多儿多女并且生肖与小孩相合者，协商同意后登门去认，其人何姓，便以其姓为氏。在贵州一带，这种风俗"撞名"，方式同四川人避"关煞"差不多，也是选好日期，站在桥堍或歧路口，遇上第一个行人即认?quot;干爹"、"干娘"，马上就连姓带名全改过了。被"撞"上者不得推辞，还要破费一些钱财，给"保子"做见面礼。

"拜"来的、"闯"来的或"撞"来的姓氏，有的如戴匡那样，一直使用下去；也有的长成后"还"掉的，或者也有将原姓与后取之姓一起使用的。

比"寄名"、"借名"或"撞名"更加荒诞的，尚有"偷名"。

旧时曲江陋俗，有人担心新生婴儿命薄，预先探知某家人丁兴旺，即雇人去其家偷一个饭碗带一双筷子送来。偷名者返时，由母亲抱着婴儿于门前迎接，称"接名"；偷名者呼名，儿母即代儿应之。以为偷取名后，此儿便可无病脱灾了。

"偷名"亦有种种忌讳。在偷名者一方来讲，如偷时被这户人家察觉，则云"不到"，即计划落空，还得另找一个人去偷。在被偷者一方来讲，如果发现碗筷少了，并准确判断出被谁家偷去，那就无碍，等于保住了自家小儿的名未遭盗窃；反之，就要大声叫骂，设法查寻，或采取其他反祸为福的方式。总之是要确保孩子的福气不致外泄或转到别人的命上去。

寄名闯姓之外，中国人还有借众多姓氏为小儿祈福禳灾的风尚。比如南方一些地区，流行一种叫"七姓结"的饰物，即用五色丝线，请七个不同姓氏的人打上七个结，然后于夏历端午节时，系在儿童手腕上，俗信以为可避百邪。

至于打一把"百家锁"给小儿挂上，或者从百家讨布片给小孩缝一件"百家衣"穿上，更是通行全国的习俗，究其本意，和"七姓绪"相同，都是要凭藉众多姓氏之力，共佑小儿健康成长。戴上"百家锁"，穿上"百家衣"的小孩，就等于有了一百个"保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