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记者无疑是京城境外记者里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抱团，在犯规和受罚中习得两岸间的政治禁忌，又在遵守纪律和实现突破之间习得微妙平衡，他们是和体制最亲近的“外来势力”，也是了解北京的重要窗口。

在北京光华路甲9号，台湾驻京记者王铭义完成了他的新书《驻京采访札记》。5月初，即将卸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萧万长出席了新书的台北发布会。萧万长叙述了自己与这位记者的友情后，赞赏书的内容，并强调书里有许多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台湾记者王铭义驻京记 新书《驻京采访札记》发布

王铭义是台湾《中国时报》驻京记者。在台湾媒体圈内，52岁的王铭义拥有最久的驻京历史，甚至和两岸一些高级官员拥有了可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截至2012年5月，在北京和上海等地驻点的台湾媒体已经有9家。台湾记者无疑是京城海外记者里一个特别的群落，他们的采访、驻点故事也是两岸关系的晴雨表。

破戒登陆

叙述北京故事的传统从1987年便已经开始。最早赴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是《自立晚报》的李永得、徐璐。1987年9月，他们突破蒋经国当局禁令，经由日本赴大陆采访。台湾当局尚未解除禁令，而《自立晚报》却公开宣布记者的采访计划，等于赤裸裸地挑战当局的底线。

北京在考虑了两天后，答应了两位记者的采访，并由中新社负责接待，并向台湾记者保证“想采访谁，到哪里采访都尽量满足要求”。初到北京的台湾记者，列出了长长的采访名单，包括陈鼓应、张春男等从台湾过来的“叛逃者”，甚至还包括当年的异见分子方励之。当中新社负责人陈佐洱在电话里询问方励之，可否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台湾记者时，同时表示自己只负责联络、不陪同采访，方励之吃惊地反复问：“你不陪着来?”这让方和其所属的中科院都很惊讶。

为了给台湾记者留下良好印象，当时大陆方面可谓用心良苦。在杭州，官方为徐璐找到了她从未见过的阿姨;台湾记者每到一站，当地就要召开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部门、中新社、公安厅等部门的联席会议，讨论记者安保事宜。甚至在台湾记者离开大陆后官方还特地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宣部、台办等负责人在内、有40多个部委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听取中新社负责人的汇报。

14天走马观花的行程里，两位台湾记者就像《格列弗游记》一样，来到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在大陆这座新闻富矿里，两人十分兴奋。在李永得和徐璐的报道和回忆中，北京并不像台湾过去宣传片里那样老旧，而是有现代化的一面;不过走出高水准的涉外饭店，道路两旁是一排排不加任何装饰的商店，出售着最老式的商品和服装，满街是脚踏车和穿着灰扑扑、表情平淡的人们。

他们看到火车站售票窗口提着大包小包的人们排起了长龙，但港澳同胞售票专门窗口前门可罗雀，因此建议“台湾人以后不应接受这种特权，会增加大陆人民的反感”。而在《参考消息》转载了他们的报道后，大陆读者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见的报道风格。

两位记者回到台湾后，即遭到台湾当局处罚并被起诉。在长达一年半的司法进程中，《自立晚报》聘请的六位律师击败了公诉机关。整个台湾舆论也有利于他们，国民党内的改革派伸出援手，时任“司法院院长”的林洋港还曾在和媒体的餐叙场合公开表态支持他们。

就在与政府打官司的一年半里，政治强人蒋经国于1988年1月过世，李登辉当局出台了有关两岸新闻交流的法案，大陆方面也颁布了《关于台湾记者来大陆采访的管理办法》。大陆对台湾记者开放力度大得惊人，台湾记者没有受到管制。直到1989年，鉴于台湾媒体大量派记者报道当时的政治风波，大陆官方下发文件，规定台湾记者必须先向香港分社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才可申请《台胞证》加签，并向中国记协领取该次采访的采访证，否则即使入境，也不得采访。

入乡随俗

2012年3月的“两会”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上，在第三次举起手后，王铭义得到了提问机会：“大家很关心明年3月您退休以后有没有可能到台湾自由行?”

“我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温家宝说，接着他表达有条件时愿意去台湾自由行的心愿。

自1991年时任总理的李鹏受人大新闻发言人周觉的邀请，首次成为记者招待会的主角后，总理记者招待会由此制度化。每次记者会上，都例行为台湾、港澳和外媒三个类型的记者各保留至少一个提问机会。

在这些开放度最高的场合，大大小小的新闻发布会上，无论是省市还是部委，都会给台湾媒体预留机会。不过，在这些政治场合赋予台湾记者特殊地位，不代表在任何场合都欢迎他们，无论是早年两岸尚未公开接触时，还是两岸已经处于蜜月期的今天。

1990年台湾当局允许记者赴大陆采访的决定，只比开放报禁处晚了几个月。

早年，为了让派驻大陆的记者得到良好的采访条件，一些台湾媒体会比照“外交”人员的出差津贴，付给外派记者高额的补贴并追加意外险;出发前，也会有一些媒体主管会将CNN的金科玉律“没有一则报道值得付出生命”作为临别赠言。通过这个例行的仪式，可以想象当时的台湾记者在踏上神秘大陆时的复杂心情。

1990 年，首批来到北京的记者，受限于规定，只能住在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于是《联合报》资深记者赖锦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能住和平宾馆。几乎同一个时期被派驻北京的王铭义则住在贵宾楼饭店。饭店的排班出租车司机都认得台湾记者的长相，几点出门、到哪儿、见谁?行程都摸得一清二楚。

在 1988年出台的《关于台湾记者的管理办法》中，大陆官方清楚表明对台湾记者的管理工作是“政治任务”，所谓的“管理”并没有细化的想法。但1994年发生的千岛湖事件，成为一个转折。起初，大陆官方称，这场让24位台湾旅客乘船遇难的事件是“意外事故”，但在台湾媒体突破禁令、自行调查，并提出质疑后，大陆官方承认观光船火灾是由歹徒登船抢劫并纵火造成。此次台湾记者层出不穷的采访与突破手段，让主管官员印象深刻。如何在涉及台湾议题时对台湾记者公开信息，不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又能把握好开放尺度，成为摆在官方面前最大的难题。最后官方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不同媒体区别对待，放宽采访条件。

1996 年12月1日，国台办颁布了《关于台湾记者来祖国大陆采访的规定》，确定台湾记者的采访工作由国台办主管，规定的第一条便表明：“为方便台湾记者进行新闻采访，加强海峡两岸新闻交流，以加深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特制定本规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被写入规定中，也就是说，只要是宣扬“台独”理念或是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新闻、人、事、物都不受欢迎。根据这一规定，深绿的《自由时报》，黎智英控股的《苹果日报》至今未能到大陆驻点。

有关记者采访条件的限制，也在逐步放宽。

2005 年前，驻京台湾记者最多只能连续呆一个月，现已延长至三个月，并且可以申请延期一次。2000年以前，台湾记者只能住在三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现在大部分台湾媒体选择为记者在北京租公寓以作办公和生活之用，甚至《联合报》还在北京繁华地段东直门买下专属公寓。2008年，官方出台的新办法规定：台湾记者采访不再需要提前10天申请，同时驻点期间可多次往返。办法还特别提到，台湾记者可以通过有关部门指定的服务单位聘用大陆居民从事辅助工作。

在变化的不只是大陆主管者。台湾媒体生态也在发生着改变，党报《中央日报》停刊，偏绿的《自由时报》正在崛起，打破了王铭义与赖锦宏所在的“中时”与“联合”被称为台湾“两大报”的格局;2000年，黎智英等港资媒体赴台后，《苹果日报》成为最受欢迎的报纸。电视上也出现了更多的频道和开放的政论与新闻节目，娱乐节目更是透过点对点的方式传播到大陆，一些台湾娱乐主持人的知名度远比大陆主持人高。

“台湾记者比较擅于围堵，随从人员和保安就会警惕，我们会大声喊大陆官员的名字，有些时候会强行闯过随从的阻拦，”东森电视台的主任记者杨钊说，“如果第二天台湾观众能看到我们围追堵截的新闻，老板会觉得我们很敬业。”这种生猛活跃的工作方式，也由他们带到了大陆的新闻现场，甚至影响了许多大陆记者。

但与此同时，2300万台湾人似乎也越来越不关心大陆新闻。根据一项调查，台湾报章的大陆版新闻阅报率只有2%，远低于头版、社会和娱乐版，年轻读者不关心大陆新闻已成趋势。不少驻大陆的台湾记者，时而是采访大陆高官的文质彬彬的时政记者，时而又变成娱乐记者，甚至成为狗仔队，因为一些大陆明星的花边新闻比常委更容易上台湾的电视画面。迫于市场需求的变化，采访主题只能炒短线，通常以两岸、台商新闻为主，大陆重大突发事件为辅。

媒体付给驻京记者的津贴也越来越少，已无法与当年在北京住贵宾楼饭店、享受每日上百美金外驻补贴外加交通、住宿实报实销的前辈相比。目前，台湾媒体给大陆驻京记者的每日补贴已经下降到40—50美元左右，交通与通讯补贴也有上限，普遍在2000元到3000元人民币每个月。但这还是让不少台湾内部的记者羡慕，台湾媒体行业早已不是解禁初期的黄金行业，整体待遇大不如前。

不成文的默契

“只有摸清底线，才能游刃有余。”

长达20多年的实践中，台湾记者与大陆官方在漫长的磨合期里，形成了不成文的默契。而在起初，台湾记者的学习代价无法避免包括“触线”和被罚。

如 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赖锦宏在采访政治风波相关人士时被有关部门问讯4小时，此后被禁止入境半年。1996年3月，台视两位记者隋安德与庄济维利用“两会”报道期间，偷偷由北京转往福建，欲拍摄解放军台海演习，刚下飞机即遭控制。大陆方面认定其行为已触犯《国家安全法》，经海协会与海基会奔走协助，72个小时后，两名记者遭驱逐出境。

其实相比之下，北京对台湾记者破坏纪律的容忍度已相当高。不过，相比其他境外记者，台湾记者最需要适应的特色纪律是“称谓”之别。

不少台湾记者初次参加大陆的部委记者会，会在众目睽睽下被发言人羞辱一番，原因就是他们忘了改变习惯称谓，在大陆直呼“总统”或“台湾总统府”，或是一直围绕“台湾为何不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紧追不问。

这种两岸语境不同造成的最大尴尬，总是发生在外交活动场合。2001年的APEC会议上，一名台湾记者用“中共”称呼大陆政府，让时任外长的唐家璇当众发怒：“这里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上海，你口口声声‘中共’，这名词我以前听过，现在已经是历史名词，却出自你这个台湾记者口中!”在场的台湾经贸官员面面相觑。

2006年，时任外长李肇星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记者招待会时，被台湾媒体问及对陈水扁涉嫌贪腐怎么看。李当即回应：陈水扁只不过是台湾省级干部，对方能否提点工作上的问题?贪污问题属内政，“我是外交部长，这样好吗?”

搞清“称谓”，成为不少年轻记者赴大陆采访的第一课。在北京看来，称呼“中国”还是“大陆”或“中共”，背后隐含着媒体或记者个人的政治面貌，一旦出错，主管单位台办在制作台湾记者的A、B档案时会记上一笔。

现在，对大部分台湾记者来说，在大陆工作和活动的注意事项都已默然于胸：不同于台湾几乎对所有媒体敞开甚至不用看《记者证》即放行的政府机构，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要有请柬，到外交部要申请《外交部通行证》，到国新办要有新闻办的《记者证》，几乎每一个部会采访，都要重新申请，光靠官方发的《台湾记者证》是不够的?

同样是最早一批驻京的《联合报》记者赖锦宏，在自己的facebook上写下一系列短小的日记《那些年，我们一起跑过的两会》。“省长和省委书记，平时若没有召你来京开会，是不能随便进京的。省市与中央的联系，就完全靠各省驻京办主任这个公开的‘情报头子’。”几乎每年3月份都会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赖锦宏向同行传授经验，“我就琢磨出一个不变的方法。与其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在冷风中痴痴地等，不如到他们交际应酬的地方守株待兔。有一年，我一个晚上守在北京饭店大堂就逮住了四个省长或书记，做了专访。第二晚，又在贵宾楼饭店逮住三个。”

在外交场合，一些不符合大陆底线的问题会造成彼此间的尴尬;但在另外一个场合，这些记者则会放松很多。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南街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大楼，是驻京台湾记者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这是国务院台湾办公室的办公大楼，每周三在这里召开的记者会，是大陆除了外交部记者会外，最受关注的记者招待会，主角是国台办的新闻官和台湾记者。

2008年、2012年，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天，未能赴台执行选举权的台湾记者都选择聚集在国台办门口——抱团是这些驻京台湾记者形成的又一个默契，白天各凭本事发稿，晚上约吃宵夜，在艰难的采访环境中培养出同志情谊。虽然当天不是例行记者会的时间，但他们都想第一时间听到国台办的表态。国台办的传达室成为这些记者的临时办公室，国台办工作人员还会给台湾记者煮热腾腾的咖啡。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国台办的官员会出来向台湾记者作回应。

由于两岸关系的微妙性，台湾记者经常扮演沟通者角色。国台办会定期宴请台湾记者餐叙，了解记者生活情况;记者返台后，“陆委会”、海基会官员也找记者聊聊在大陆采访状况。因此国台办的新闻官与大部分台湾驻京记者私交很好。2008年，曾任国台办发言人的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在台南遇袭后，不少一线驻京台湾记者纷纷声援。

国台办绝大部分官员的私人电话都向台湾记者公开，台湾记者可以给新闻官打电话咨询，无需预约，虽然这在台湾早已是家常便饭。这些年，台湾记者争取到的这些待遇开始惠及内地记者，不少大陆市场化媒体亦因为国台办的进步受益。

与之对应的是，台湾记者也开始学会配合国台办的要求，不主动惹事。在两岸高级别政要会面时，台办官员会要求警戒线外的台湾记者不要大声叫喊着提出采访要求。于是，胡(锦涛)吴(伯雄)会现场，二人握手一刻，整场平静如水，只有闪光灯的声音及二人的寒暄声。

红墙故事的叙述者

对于一些长期驻京的台湾记者来说，他们与一些大陆高级官员的互动时间并不比大陆官方媒体记者少。联合报资深记者赖锦宏就曾多次采访过包括薄熙来、张立昌在内的多位大陆高官，几乎每年大陆两会上，都会出现他的身影。

在王铭义的新书中，除了描述两岸关系互动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外，还涉及到不少红墙故事。由于台湾政治人物与他们这样的资深记者私交甚好，这样的故事经过台湾政治人物的口述，再由记者撰写成文章，成为为数不多有关北京高层个性化的记述。

比如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历史性的“破冰”之旅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瀛台夜宴台湾访问团。餐叙时，胡锦涛指着茅台酒，回忆其在贵州的工作，由于茅台酒产量不够，自己曾想推广茅台酒，便要求厂商使用相同技术、相同酵母，到其他地方尝试生产，但怎么试，味道就是不对;后来发现是气候的缘故，只好回到原地生产，扩大了生产面积，才得以酿造更多茅台酒，供应市场的需要。当天国共两党互动气氛十分融洽，一旁的副总理吴仪拍了拍胡锦涛：“今晚可喝了不少哟!”而当瀛台的侍者每回帮胡锦涛斟酒时都只斟五分满，却给连战斟到八分满，吴仪见状拉高嗓门提醒侍者：“不能这么欺负客人。”胡连二人哈哈大笑。

宴会结束后，胡锦涛示意幕僚取出一份早已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印裱过的文件资料送给连战。连战接过后仔细端详才发现是祖父连横的亲笔手稿，惊喜万分。

而 2008年，胡锦涛宴请吴伯雄时，主菜上桌不久，在胡锦涛的示意下，服务人员从侧门推出一个大蛋糕，国民党不少与会人员才知道当天是吴伯雄的农历生日。胡锦涛突然起身，向吴伯雄举杯致意，甚至亲自开口起音，带领两党高层高唱“生日快乐”歌，让吴伯雄感动不已。(香港凤凰周刊，2012年7月5日出版，第 19期，总第440期。)

(转自一五一十部落)

王铭义个人资料：

王铭义，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主任记者、驻北京特派记者。　一九六○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县，祖籍福建漳浦。东海大学政治系毕业，东海大学一九八五级毕联会主席，曾任自立晚报政治组主任、中国时报采访中心副主任，台湾“两岸新闻记者联谊会”创会会长。

从一九九○年迄今，采访评论两岸新闻，目前是两岸唯一全程采访两会香港、新加坡、上海、 北京、台北历次会谈的新闻记者。全程采访九七香港、九九澳门回归、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以及文莱、上海、墨西哥APEC年会等多项重大活动。

王铭义著述甚丰，近年出版的两岸专著有：《不确定的海峡》(时报出版)、《两岸和谈》(商周出版)、《对话与对抗：台 湾与中国的政治较量》(天下出版)，系统化、完整地见证、并纪录了两岸各项协商与谈判进程。二○○八年曾采访博鳌论坛、四川地震灾区、拉萨圣火传递、海基海协北京复谈、海基海协台北会谈、探访赠台大熊猫、上海经贸文化论坛等活动。由于长期采访岛内政治要闻与两岸新闻，王铭义与台湾当局领导人、各政党领袖，包括马英九、萧万长、连战、吴伯雄，以及蔡英文、黄昆辉等人都相当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