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名带来的问题很多，比如现在的足球甲A联赛中，球星中就有两个叫王涛的。为了区分这两个人，不得不把大连的王涛叫小王涛，国安的王涛叫大王涛，如果再来一个王涛就坏了，只能叫老王涛了。

一个单位有两个叫王建新的，一男一女。为了区分这两个王建新，人们只能说男王建新、女王建新，不然就混了。平时叫错名还是小事，如果在信用卡、存折中出现重名，那就容易出大事了。还有公证、法律文书之类的事，要是有重名的，带来的问题也不是小事。

曾有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她因为计算机出了点儿问题，少给储户一万块钱的利息，她找不到这个人，就来求我这个警察帮忙。我一查她要找的人，发现重名的有几十个，分不清哪个是她要找的人。最后只能根据住址的远近来一个一个地登门核对，虽然最后找到了那位错款的储户，可真是费了不少劲。如果那人叫的名字没有重名的，找起来可就容易多了。

北京晚报曾经报道过这么一件事，有位叫张冬梅的老人因为重名的问题受了不白之冤。这天某邮政储蓄所的两个营业员来到张冬梅老人家敲门，说是来向她要多付的利息。张老人说没这回事，她一个人在家不敢给陌生人开门。两个营业员就在楼道里大声喧哗，并不断敲门，按门铃。说她老伴儿在储蓄所转存钱，储蓄所多付了五千元利息，她不开门就不走。双方纠缠了好长时间，直到老人报了警。后来储蓄所才查出来，他们找错人了，多收利息的是另一个叫张冬梅的老人。受了冤屈的张冬梅老人血压上升，心脏病复发。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到公安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处接到一封台湾来的寻亲信，信上说他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1949年去了台湾，几十年没和大陆的母亲联系了，托人来找过他的母亲，可他以前的家早被高楼大厦所取代了，没处找去。他想求我们帮助查找他的母亲。他说他母亲n㈠王淑珍，民警一查这王淑珍，北京有一万多个，上哪找去?一个一个地上门核对，得核对十年二十年的。民警只好照他信中说的地址去找，可这地址是建国前的，现在根本就没那条街了。如果他的母亲的名字没有重名的，不出三分钟就能查到她的住址。可这上万个王淑珍，实在让民警为难。幸好在访问居委会的老人时，一个老主任提供，在拆迁这片平房时，有位老太太抱着树不走，推土机来了都不动，说是她儿子离家几十年了，她怕他儿子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家。民警估计这个老太太等的就是那位台湾的儿子，就顶着这个线索找到了老太太。老太太见到他儿子的来信，哭着就给民警下跪，说要不是遇到热心的警察，她这辈子就见不到她的儿子了。其实王淑珍这名字重名的太多，要不是民警运气好，她还真见不到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