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与姓氏，历来就是我国姓氏学中重要的内容之一。我国向来重视对自己过去历史的回顾与反思，编辑了各种各样的一家之史、一地之史和一国之史，其中的一家之史就是家谱。由于家谱是一家一姓的生命史，记录着其发源、生息、繁衍的无始无终的过程，是“纯正血统的可靠蓝本”，因此，各家各姓都极为重视修撰谱牒。

其实，我国各家各姓向来重视对家谱的修撰。早在商代时，人们就已开始修撰谱牒，其中“兜”的家谱还保留到今天(见甲骨档案“库”1506)。西周至战国时，谱牒有了相当的发展，至朝廷也设有掌管谱牒的员。五代宋元以后，朝廷不再设掌谱之官，私家修谱之风异军突起，到明清时几乎发展到“家家有谱”的境地，谱牒之学又重新振兴。各家各姓往往30年修谱一次，届时全族上下热闹繁忙，洋溢着一派庄严喜悦之情，被认为是族中最重要的公共活动。

谱牒的作用是“明世次、别亲疏”，也被当作一家一姓血统源流的可靠蓝本。在我国，许多姓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拉名人作祖先，因此也就使血统本身的意义并非真的那么确实可靠。如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开国君主都要伪造自己的世系，把自己的家族与以前的帝王将相联系在一起。如三国时期曹魏的开创者曹操本是由夏侯氏人继曹姓的，但仍自称其先人出自黄帝，而曹操之子曹植又说其先人姓姬，是周王室的后裔。后来，曹操孙魏明帝说曹氏是虞舜的后代，出自有虞氏。作为一国之君的曹氏，竟然如此三易其祖，说明他们自己已经不知道血统所出。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称是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之后。他说，楚杀白公胜，其子逃亡秦国，世代为将，如白乙丙即是其中一个。其裔孙白起为秦立过大功，受封为武安君，白氏从此大兴。其实，白居易的这些自述也是无稽之谈。因为白乙丙生活时代要早白公胜一百多年，不可能是白公胜的后代。

我国古代许多家族强拉名人作祖先，其做法实际上是十分不科学的。因为我国姓氏的来源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发展过程中又经过离合演化，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许多姓氏同姓不同宗，尤其是一些大姓，来源更为复杂。有许多姓是当今第一大姓，其主要来源今天可考者已多达数十种，其中有出自黄帝之后者，有王子比干之后者，有虞舜之后者，有少数民族之后者；另有姬姓之王、子姓之王、妫姓之王、虏姓之王等。今天的王姓人虽然同姓王，由于历史上来源不同，当然不可能有相同的血统(参见笔者《中华姓氏通书·王姓》，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再如山东曲阜的孔姓，自孔子以来就有世代相连的世系，他们是孔子之后虽然毋庸置疑，但如果认为天下孔姓都与孔子有关则不合事实。从各种记载上可以考知，孔子的孔姓出自子姓，是春秋时宋国贵族孔父嘉之后；但当时卫国也有孔姓，陈国有孔姓，郑国有孔姓，这四支孔姓人后来都有子孙传世，由于四支中只有孔子之后，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血统。特别是清代时，全国孔姓与颜、曾、孟三姓联合修谱，凡姓孔者都被认为是孔子的后代，使本与孔子无关的其他三支孔姓人的假冒身份获得了正式的确认。从此，要想区分哪些人与孔子有关，哪些人与孔子无关，就更加困难了。

同姓不一定同血统，不仅从历史上可以看出，而且还可以从遗传学角度进行证明。我们假定一位姓王的男子与一位姓张的女子结婚，生下孩子，那么在孩子身上，王姓血统只占据1／2，这个孩子长大了，再与姓李的女子结婚，生的孙子，王姓血统又递降到1／4。孙子长大了再和姓刘的女子结婚，生下曾孙，王姓血统在他身上只占1／8。如此子生孙，孙生子，代代递降，数千年后，所谓的血统已经变成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真正的血统也不过是“天文数字”了。因此，历来在我国流传甚广的“万代一系”、“某姓血统”等观念，其实并不是科学的。

所以说，要在今天的中国土地上，找出一个自黄帝以来，一直是100％纯正血统的姓氏，完全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