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1949一1950）：这两年是共和国迎来曙光后的起点。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国”。张建国，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吴建国，在南湖渠砖厂工作；另一位张建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庆华。

抗美援朝时期（1951一1953）：这时叫卫国、援朝、抗美的颇多，如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等。

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这段时期正值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祖国时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设、李互助、张建强等。

大跃进年代（1958一1959）：体现时代特色的如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遍布市廛。象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等。

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图强等名，抒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泽东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这时高学雷、艾敬锋，是为学雷锋的显现；钱志农、董加耕，则为返农潮的再现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一1976）：乒乓球名将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议他改名，他婉言拒绝了，他认为，“文革”之名，毕竟是一种特殊年代的印记，一种历史运动的镜像，于是马文革这个名字因而得以保留。

在“文革”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胜数。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取名用“红”字的频度建国后越来越高，从建国初的0.136%猛增到“文革”期间的2.151％。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个字，后来一起更名为林东、林方、林红，三个名联起来即为“东方红”。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孩，原名叫郑秀英。全国学解放军时，她改名为郑学军；后来进了工厂，又易名郑继红。有人嘲讽她的不断改名，说：“将来她结了婚还得改—改，那时就改成郑何氏（正合适）”。

“文革”期间，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还有董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东、齐造反等，举不胜举。

新时期十年（1977一1987）：这是改革开放的十年，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于是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缤纷之态。什么倩、晶、媛、颖、蕾等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各种单名应接不暇，男女间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场，带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的又重新抬起了头。

当代（1987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大讲艺术化、寓意化，俗气的如花、福、财之类的名字已被普遍扬弃，政治化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名字也呈递减趋向。我有一个侄子，出生在当代，父母为其取名颇费脑子，后来遍查文籍，才取了个合适的名字：钱堃。一示有文化，二者为乾坤之谐音，颇有男子汉大丈夫托乾坤于身的气派。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往往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人们在为其取名时不得不慎而又慎，力避与人雷同，于是各种生僻字眼又抬起头来，据说，不少老师常为拗口的名字大伤脑筋。

祟洋媚外之风在这时期又升级，各种带洋味的名字很令拥有者身价高出许多。目前，许多在校大学生都有洋名，不少人身兼二名，一个是对外的洋名，一个是对内的汉名，“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张公子的灵魂又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得以寄生了。

姓名群体的社会烙印以扇面的形式载下了社会变迁的流行曲，而个体姓名的社会烙印则是以其生动引人的故事记述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行为和思想轨迹的。